学习书法师碑还是师帖

碑与帖是古代书法作品流传的不同形制,各有风格,各有特点。一般说来,碑重气势,帖讲韵味;碑显庄重,帖贵流便;碑求界格方严,帖追意态挥洒;碑以雄健为美,帖以温雅取胜;碑讲刀法,帖重笔意;碑有二次创造之美,帖贵一次挥洒成功;学碑取其结字体势,临帖求得笔情墨趣。古今学书者,有的师碑,有的临帖,倾其心力,皆有所得。

在“师碑”还是“师帖”这个问题上,启功先生注重临帖——“师笔”,但他并不反对别人写碑——“师刀”。他认为:“碑与帖,譬如茶与酒,同一人也,既可饮茶,亦可饮酒。偏嗜兼能,无损于人之品格,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。”

启功先生主张“师帖”而不“师碑”,自有他的道理。为了说明他的观点,他对北碑不同形制的代表作品进行了认真分析,指出其优劣得失:“《张猛龙碑》在北朝诸碑中,名为冠冕。龙门诸记,豪气有余,而未免粗犷逼人。邙山诸志,精美不乏,而未免于千篇一律。”这里启先生充分肯定了《张猛龙碑》的艺术价值,认为乃北碑之冠(唐初楷书大家欧阳询就明显受到此碑的影响)。但启先生又同时指出洛阳《龙门二十品》豪气有余而未免粗犷,洛阳墓志虽精美,却千篇一律,缺少变化。

在学唐楷还是学魏碑的问题上,启功先生将唐碑和魏碑进行比较后认为:“北朝碑率,镌刻粗略,远逊唐碑,其不能详传毫锋转折之态处,反成其古朴生辣之致,此正北朝书人、石人意料所不及者。《张猛龙碑》于北碑中,较《龙门造像》,自属工放,但视《刁遵》《敬显隽》等,又略见刀痕,惟其于书丹笔迹,有合有离之间,适得熟甜辣味外之味,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。”这里启功先生说明了唐碑的长处是镌刻精细,能详传笔锋,变化丰富。而北碑却镌刻粗略,过于率意,却有意外的效果,可望而不可追,这是书人和石工未能意料到的结果。

启功先生主张“师帖”的观点和他一贯坚持的“师笔”的观点是一致的。先生诗云:“少谈汉魏怕徒劳,简牍摩挲未几遭。岂独甘卑爱唐宋,半生师笔不师刀。”启先生认为学习书法应该多看墨迹,多临墨迹,多“师笔”而少“师刀”,因为墨迹活,能够看到古代书法家的行笔轨迹,容易理解其中的奥妙。关于墨迹和碑志的辩证关系,以及对我们学习书法的功效,启先生说:“运笔要看墨迹,结字要看碑志。不见运笔之结字,无从知其来去呼应之致。结字不严之运笔,则见笔而不见字。去恰当位置之笔,自觉其龙飞凤舞,人见其杂乱无章。”在这里启先生辩证地说明了学习墨迹和碑版、墓志的不同效用,古人的墨迹笔道清楚,层次分明,容易看出用笔的来龙去脉,连带和变化。而碑刻和墓志则不然,它是经过镌刻后,二次加工的作品,加之天长日久的风化,与作者的原创作品已明显不同,最主要的是我们根本无法看清楚笔形、笔意和笔趣的变化。但临习碑志可以学习古人的结字位置,因为任何碑刻墓志再经过镌刻,它也基本保持了原作的风格面貌,结字位置不会有大的变化。

这里,我们举出书法教学中要求学生必临的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和《圣教序》来说明问题。这两件作品虽然都不是王羲之的原创作品,却都是我们学习王羲之行书最好的碑帖和范本。《兰亭序》是唐代书法家冯承素的临摹之作,《圣教序》则是唐代怀仁和尚的集字所为,前一个是墨迹,后一个是碑刻,而且是集王羲之书法之作。按照启功先生的观点,我们学习王羲之的行书最好应该先从墨迹本《兰亭序》入手,这样容易抓住王体行书用笔和结字的细微之处,如笔画的粗细、方圆、藏露、巧拙、映带等,结字的奇正相生,平中寓险等。而集字石刻本《圣教序》,则不容易看出这些特点,因为石刻本身经过了再次加工和创造,和墨迹相比,缺少原创的笔性和笔趣,仅存大概的形体而已。一般书法家学习王体行书都是先临《兰亭》,后法《圣教》,将墨迹本和石刻本结合起来学习,收效不错。《兰亭序》的笔意墨趣浓厚,学其用笔的长处和细处;《圣教序》的字形较多,结构严谨,学其造型的变化。 启功先生看问题是辩证的,十分注重事物正反两方面的特点。不像有的书论家,把魏碑抬到了不适当的地位,认为就好得不得了。这种观点对当代书坛影响极大,使得一些初学者,舍唐楷而学魏碑,以生涩、粗率、狂怪、歪丑为美。在我们的一些书法大赛和展览中,凡是认真写唐楷者,即使写得再好,也与入选和获奖无缘。而一些初涉书坛,临写了几天魏碑墓志的作者却屡屡获奖。还有人提出了“唐楷过时论”的观点。怪不得有人提出要反对“丑书”。看来确实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