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区别,作为学生群体不宜过多接受书法“慰藉”功能浸染。诚然,书法有“慰藉”功能,但“慰藉”含有安慰、抚慰心灵创伤之意,也有勉强、暂且用来敷衍自己之内涵。在恒河沙数的书家中,确有部分书家在自我生命价值追求中,遭受现实力量的阻滞,面对压抑、苦恼、哀痛、毁灭种种不幸,将书法作为精神寄托,以此来“避世”“抗世”“逆世”,以此来直面苦痛、承担苦痛和超越苦痛,譬如张旭、怀素、杨凝式、米芾、石涛、八大山人、徐渭等,他们都取得书法艺术卓荦成就,但这部分书家多是将书法挚爱的情感用以与现实混浊世象相平衡,抗争不公的社会境遇。缘此,他们的书法多以破坏传统秩序,扭曲与违背书法常态,以一种反理性、求怪异并在“中魔”状态中加以实现,他们书法每一点画、每一线条、每一次淋漓尽致挥洒,都带着特别浓厚的叛逆色彩。
学校教育中的书法功能定位,还是要有所聚集。一是“启智”。书法含有教化启智作用,而开发智慧是学校育人的重要职责。唐张怀瓘在其《书断》中说:“至于尧舜之世,则焕乎有文章……文章之为用,必假乎书,书之为征,期合乎道,故能发挥文者,莫近于书。”最清楚地表明其启蒙、化育、增智的功能,亦即通过书法来开导蒙昧,使人明白事理。教育学生把字写得规范、整洁、清楚,正是在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般开发、启迪学生的智力和才能。二是“养品”。汉扬雄在《法言》中说:“书,心画也,心画形,君子小人见矣。”既然书法能透露出君子小人之身份,那书法足以表现人内心之品质操守,可见书法美就是人品美,写好字就是练就好人的品格。明项穆在其《书法雅言》中说“故论书如论相,观书如观人”也正是这个意思。三是“明道”。这种“道”有趋近自然的生活理想,有不矫揉造作的生活态度,有感悟水流花开、风起鸟鸣的生活情趣,更有修齐治平、博施济众而投身社会实践的担当情怀,在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情形下仍然具有“发强刚毅,足以有执也”的斗志与雄心,表现出积极乐观坚毅的人生追求。唐颜真卿,生平波澜壮阔,其书法像米开朗基罗雕刻般强劲有力,其笔触与结构,峨冠博带,雄浑磅礴,宋苏轼在《东坡题跋》中评之:“故诗至于杜子美,文至于韩退之,书至于颜鲁公,画至于吴道子,而尽天下之变,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这正是莘莘学子在当下社会所应追慕仰怀的人生践履。
如果过分夸大书法“慰藉”功能,仅将书法作为一碗补养心灵的“鸡汤”,实质也削弱了书法艺术的经久魅力,贬低了书法艺术的不朽价值。书法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瑰宝,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,蕴含着特有的东方生存智慧,无不闪耀着先贤才俊思想的光芒。书法中那笔法、字法、墨法的运用技巧,那“神、气、骨、肉、血”的审美显现,那点画搭配、穿插、呼应、避就辩证关系,那章法布白讲究计白当黑、计简当繁、计藏当露、计静当动、计方寸当万象、计空灵当充实的哲学演绎,无不表达着“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”的大美境界。
希望我们青春火热的校园,在书法教育中更多焕发书写激情,更多焕发心潮澎湃的向上力量,更多焕发出书法中应有的启智、养品、明道功能,而不必局促在疗救心灵伤口的一隅小天狭地,来无病呻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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